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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湯因比肩負"使命" 中國應知己知彼

2021-09-30 20:10:46 作者: 張文木 評論: 字體大小 T T T
昨天歐洲人借美國人之手埋葬了蘇聯,今天又借中亞人民的手將美國拖垮。對此,我們在崛起之初,在提高警惕的同時,更要知己知彼,學習其中有效而我們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經驗,為中國成長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而做好準備。

張文木 : 湯因比歷史研究肩負“特別文化使命”,中國應知己知彼 

作者:張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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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豐集運客服】2016年12月6日晚在英國電視台ITV播出居住在英國的澳記者約翰·皮爾格拍攝的紀錄片《即將到來的對華戰爭》。據英國《每日星報》12月4日報道,這部紀錄片認為,由中美引發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成為現實,因為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正在動員一場大規模的毀滅性戰爭。美國試圖挑起與中國的戰爭,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核戰爭已“不再不可想象”。

英國在這個時間設置中美戰爭議題,這使人聯繫到1973年,尼克松訪華中美聯手後,英國曆史學家與池田大作以挑動中美衝突為主旨的那次對話。

事實上,英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者,同時也是被剝奪者:其海外利益不僅沒有在戰後得到有效保護,反而還遭到美國聯手蘇聯的變相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通過宣傳來統治世界”成了英國推行其外交戰略的新方式。丘吉爾開始報復美國,用“捧殺”策略誘使美國與蘇聯、中國衝突並以此消耗和拖垮美國;與此同時還要借美國之手為歐洲收復在雅爾塔體制中失去的戰略利益,使英國“保留20世紀初、身披世界最強大帝國斗篷的驕傲”。這些外交目的潛藏於湯因比歷史研究之中且依稀可察。戰場是最好的課堂,對手是最好的老師。英國人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中治理世界時間比較長,其外交戰略思維也是比較圓熟的。對此,我們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學習其中有效而我們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經驗,為中國成長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做好準備。

本文刊發於《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3期。收入張文木專著《國家戰略能力與大國博弈》,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99頁。

  張文木: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英國戰後外交政策(四、五)

目 錄

  一、帝國時代的英國傳統外交及其間湯因比的歷史研究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外交注重軟實力的提升和擴張

  (二)湯因比開始寫作《歷史研究》時英國面臨的世界形勢

  (三)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英帝國利益

  1、地緣政治

  2、意識形態

  二、英帝國的衰落與湯因比歷史觀的變化

(一)被剝奪的勝利者:英國衰落喜悲劇

  (二)湯因比研究結論與衰落後的英國外交策略同步變化

三、1973:“尼克松主義”的出現與湯因比歷史理論的調整

(一)主張英日向大陸靠攏以擺脱美國

  (二)將“捧殺”對象從美國轉向中國

  (三)暗示“黃禍”將起,英日聯手挑撥中美衝突

  (四)愛的囈語

四、湯因比所肩負的“特別文化使命”及其學術評價

  (一)“君子報仇”

  (二)英國對美國“請君入甕”

  (三)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肩負着“特別文化使命”

  (四)湯因比的學術研究遠離真理

五、經驗總結

【順豐集運客服】本文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英帝國的興衰追蹤分析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及其結論的變化,認為湯因比的學術生涯始終貫穿政治,其學術研究肩負着英國的“特別文化使命”,是為英國外交利益服務的。英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者,同時也是被剝奪者:其海外利益不僅沒有在戰後得到有效保護,反而還遭到美國聯手蘇聯的變相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丘吉爾開始報復美國,用“捧殺”策略誘使美國與蘇聯、中國衝突並以此消耗和拖垮美國;與此同時還要借美國之手為歐洲收復在雅爾塔體制中失去的戰略利益,使英國“保留20世紀初、身披世界最強大帝國斗篷的驕傲”。這些外交目的潛藏於湯因比歷史研究之中且依稀可察。戰場是最好的課堂,對手是最好的老師。英國人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中治理世界時間比較長,其外交戰略思維也是比較圓熟的。對此,我們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

四、湯因比所肩負的“特別文化使命”及其學術評價

常言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可英國人要報起仇來,百年也不晚。自丘吉爾起,英國政治家們就開始呼籲歐洲團結以實現歐洲復興。

(一)“君子報仇”

湯因比在其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中號召歐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歷史,推動歐洲“內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終使歐洲得以“恢復原狀”: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的傳統組織一再受到打擊,歐洲是否能恢復原狀,這仍然是一個大問題,要由今後50年到100年的歷史來解答。只有經過內部的一次大革命,改變早已確立的政治與經濟組織方式,形成全歐的社會組織,歐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兩個超級大國控制的世界中恢復主權。然而,千百年來的因循守舊、各國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與恐懼,都是壓在歐洲背上的負擔,阻礙了上述那種革新。從技術上講,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從社會與政治上説,或許不可能進行改革。歐洲人作為個人,作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這些因素同傳統的勢力、感情以及復舊情緒將會有一場艱苦的鬥爭,而這種鬥爭決不能擺脱在歐洲邊緣已站住了腳的超級大國的操縱和擺佈。看來俄美之間爭奪歐洲資源的鬥爭,不可能有助於歐洲改組的事業。([英]湯因比主編,鄭玉質、關儀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5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164頁。)

英國的政治家和學者們並沒有忘記二戰中為羅斯福出賣的恥辱,他們一直在用捧殺的方式削弱美國並借美國之手為歐洲收復在雅爾塔體制中失去的戰略利益。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在回憶錄《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將這個目的説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國,使它保留20世紀初、身披世界最強大帝國斗篷的驕傲,同時,面對21世紀的到來,不會由於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覺失落和衰退。(《這是一封超長的信,收信人是我熱愛的國家》,//www.infzm.com/content/54243。)

如前所述,美國能夠在二戰以後取代歐洲成為世界霸主的主要原因,是在亞洲尚未崛起之際,羅斯福聯手斯大林有意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壓縮了歐洲的政治版圖。對美國而言,只有讓蘇聯控制東歐,歐洲才能是小“西歐”;只有歐洲變為小“西歐”,它才能聽美國的話。反之,東歐一旦回到西歐,大歐洲就會出現,這樣歐洲的翅膀就會硬起來,就會反美國。二戰之前的地緣政治特點是大歐洲壓迫美國,二戰之後美國翻了身,翻身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國對歐洲版圖做了大“手術”,即在二戰中將東歐讓給了蘇聯並由此大大壓縮了歐洲的地緣政治空間。換言之,丘吉爾説的“鐵幕”實際上是美國與蘇聯合夥拉起的,目的是為了擠壓歐洲。

尼克松之後,美國人卻再次忘記羅斯福的教誨並失去了尼克松的智慧,再次戴上歐洲發送的“世界主義”高帽併為歐洲擔起戰略“清道夫”的任務。美國先將雅爾塔體制的關鍵支柱蘇聯打倒,結果事與願違,美國不僅沒有收穫蘇聯留下的雅爾塔遺產,反而被歐洲慫恿着進行更大的擴張並使歐洲隨後收回了在二戰後失去的東歐地緣政治利益。正是由於羅斯福的有意安排,美國與蘇聯分享了戰後“雅爾塔紅利”近半個世紀;而蘇聯解體迄今凡20餘年,美國便被“對全球事務的支配”([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頁。)的重任壓垮並迅速衰落。

蘇聯解體後,尤其是科索沃戰爭後,美國已幫着歐洲將其地緣政治版圖恢復到二戰前的大歐洲的水平,整個東歐已融入並依附於西歐,隨之而來的必是歐洲力量的增強和擴大。21世紀伊始,歐洲人又用捧殺的方法慫恿着美國衝入中亞,在美國被“請君入甕”( 甕:一種陶製的盛器。比喻用某人整治別人的辦法來整治他自己。《資治通鑑•唐紀•則天皇后天授二年》: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爾!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史,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即進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後,歐洲又紛紛撤兵。值得回味的是,當年堅決支持美國的英國首相布萊爾,在其出版的回憶錄中表示他並“不後悔當初做出參戰的決定”(《布萊爾對伊戰死者親屬表抱歉,不後悔參戰決定》//www.zj.chinanews.com/detail/1294603.shtml。)。這話一般的英國人讀不懂,但能讓長眠於九泉之下的丘吉爾、湯因比感到欣慰,讓羅斯福、馬歇爾感到痛心。如果我們瞭解二戰前英國那呼風喚雨的歷史,就不難理解布萊爾這句表面順從的話中包含着英國人對美國人的那刻骨銘心的仇恨。

與美國比較,英國外交手腕要相對圓熟得多。尼克松之後,湯因比的“筆戰”再次達到目的:隨蘇聯解體接踵而至的是美國國內先後出現了“美中衝突”和“文明的衝突”論調。其代表作是塞繆爾•亨廷頓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文明的衝突?》(1993年)和《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7年),以及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羅斯•芒羅合著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一書。與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有着驚人的一致,前者即《文明的衝突》一書幾乎就是湯因比《歷史研究》翻版,而後者則是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如願以償的結果。美國人被英國人誘入預設的思維陷阱後,隨之而來的就是美國拋棄尼克松的智慧,夢遊似地再步凱南老路,以“反恐”取代當年的“反共”,全面鋪開為期10年之久的“反恐戰爭”。美國由此迅速衰落。

(二)英國對美國“請君入甕”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美國小布什發起“反恐戰爭”後,英國更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做法,在中亞趁美國之危,大做軍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國《金融時報》披露國防與安全組織(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報告數據,2007年英國成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國名單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場訂單面多年領先的美國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國接到其他國家價值100億英鎊(約200億美元)的國防採購新訂單,佔世界武器出口市場的33%。該報告中説,2006年,英國出口訂單數額達到55億英鎊。幫助英國衝進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的“颱風”(Typhoon)戰鬥機的大型訂單(交易額為43億英鎊)以及與阿曼、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岸防艦出口訂單。此外,來自北美國家的訂單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國從英國購買的武器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沙特宣佈從英國購買72架“颱風”戰鬥機》,//www.chinadaily.com.cn/hqgj/2007-09/17/content_6113019.htm。《英國2007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國》,//www.chinanews.com.cn/gj/oz/news/2008/06-19/1286196.shtml。)

英國在慫恿美國衝入中亞後,與當年的羅斯福一樣也在雙面下注。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組織一名指揮官對英國《每日電訊報》表示,英國是該組織最大的資金來源。按他的話説,塔利班受到英國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區中心收到的捐款的資助。這名塔利班指揮官告訴英國天空新聞台:“我們不像政府,我們依靠個人(捐助)。我們從英國的穆斯林兄弟那裏獲得捐款,進行聖戰。他們幫助我們……這就是我們獲得資金、購買武器和開展戰鬥的方式。”(《塔利班頭目稱英國是其最大資金來源》,//world.huanqiu.com/roll/2010-10/1189934.html。)

讀到這裏,筆者不得不再次提及1939年1月31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會議上那次內部講話,面對即將爆發的歐洲大戰,羅斯福計算了一下歐洲還二十幾個獨立國家後説,“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的軍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驟再繼續下去,它們將不可能獨立。它們會失去獨立”。他説:“如果這種情況果然發生了,英國、法國和其他仍然保持獨立的國家決定起而戰鬥,那時你們就會碰到武器問題。”(《美國總統羅斯福同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的會議記錄》<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頁。)羅斯福向其同僚幸災樂禍地交底説:

慕尼黑會議後,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會議舉行於9月29日。)那天,英國人大為煩惱,他們受了驚嚇,驚惶失措,派人來這裏,確實訂購了飛機。我不知道他們在此購買了多少飛機,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國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換內閣。法國人開始討論,這時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們將要購買多少飛機。這是一個極好的想法。我們説:“越多越好!來,快來!使我們的工廠能進行批量生產,好!”

因此,最後在第三或第四次嘗試從法國國庫中撥出500萬美元購買我國的飛機時,他們的態度變得足夠認真了。我們説:“好極了!叫好有兩個非常簡單的理由。第一,目前我們的工廠閒置着。如果你們現在來定貨,這些貨物將在明年春天我們自己的訂單開始到來之前大體完成。”這是一個理由,是國內的原因。第二,現在我們不告訴他們,但是我們瞭解這點:我們希望法國繼續作為獨立的國家存在。我們不希望法國不得不向這個、那個或其他事物屈服,因為法國屈服,英國屈服,歐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將不存在什麼獨立的國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説,盡我們所能——完全作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幫助法國和英國維護獨立,這是我們的利益所在。確實,目前它們的獨立受到了威脅。

我想,阿瑟·克羅曾經説過:“這不是非中立嗎?”是的,可以這樣説。而我作為陸海軍統帥和行政部門首腦,將竭盡全力防止任何軍火進入德國、意大利或日本。為什麼?這是因為自我保護是美國政策的組成部分。我將盡我所能,通過儘快地向世界上大約40或50個現在還保持獨立的國家運送一切它們有能力支付的貨物,以維護它們的獨立。這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

這就是真正的答覆。你們不必擔心由誰來批准這批訂貨或其他訂貨。我坦率地希望法國能夠得到我們所能生產的最高速驅逐機。我國有六家公司生產這種飛機。我希望他們會得到他們能夠在我國購買的最好的重型和中型轟炸機。這不是一個祕密問題。我們只保守一個祕密,那就是轟炸機瞄準具,這還沒有向法國透露,也不會向它透露。我祈求上帝讓他們得到飛機。很快地得到並把它們運抵法國。這可能意味着拯救我們的文明。(資料來源:《美國總統羅斯福同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的會議記錄》(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0頁。)

羅斯福的這篇交底式的講話引起在座要員的鼓掌。他們明白了羅斯福將帶領他們不僅要取代歐洲的世界霸權,而且還要利用歐洲的災難大發橫財。

時光如梭,風水輪換。進入21世紀的美英開始角色置換,今天的英國人正在扮演當年美國人的角色:在消耗美國的同時還要利用美國與世界的衝突大發橫財。

1857年馬克思在《印度起義》一文中指出:“人類歷史上存在着某種類似報應的東西,按照歷史上報應的規律,製造報應的工具的,並不是被壓迫者,而是壓迫者本身。”([德]馬克思:《印度起義》(1857年9月4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8頁。)看來,馬克思説的“報應的規律”在當今美國身上得到了應驗。“春江水暖鴨先知”,最能感受到這個“報應的規律”的是美國駐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務特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 理查德•霍爾布魯克,資深外交官,曾任美國助理國務卿、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美國駐德國大使等職,1995年參與促成波黑各方簽署《代頓和平協議》。2009年1月出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務特使。2010年12月10日霍爾布魯克大動脈破裂,13日不治身亡,享年69歲。),他於2010年12月13日逝世,臨死前他對醫生説的最後一句話是“你們要停止阿富汗戰爭”(《臨終留言:停止阿富汗戰爭》,//news.163.com/10/1220/07/6OB4G2TL00014AED.html。)。2011年2月25日,曾積極支持美軍參與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的美國國防部長蓋茨離任前夕在美國西點軍校演講時警告説:未來任何國防部長如果建議總統向亞洲、中東或非洲大規模派遣地面部隊,“借用麥克阿瑟將軍(General MacArthur)的委婉説法,‘都應該檢查他的腦子是否正常’。”(《美國不想再當世界警察》,//www.zaobao.com/wencui/2011/03/ft110307c.shtml。)

(三)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肩負着“特別文化使命”

總之,湯因比的學術與其生涯顯然是貫穿政治的,他成功地實踐了丘吉爾的名言:“創造歷史的最好辦法是寫歷史”( 轉引自[美]尼克松著,尤勰等譯:《領導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頁。)。湯因比不僅在英國外交情報系統長期任職,而且還與英國“羅茲會社”有着密切關係。1891年,全球最大鑽石巨頭戴爾比斯集團創始人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1853年出生,世界最大的鑽石巨頭戴比爾斯集團的創始人,羅得西亞(Rhodesia,今津巴布韋)即以他的名字命名。)在羅斯柴爾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國創立的“羅茲會社”,會社確立的“崇高”目的是:

將大英帝國統治擴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國向外擴張的體系,由英國國民對所有可資生存的地方進行殖民;將美利堅重新納入大英帝國,統一整個帝國;在帝國議會實行殖地代表制度,將分散的帝國成員統一起來,從而奠定永無戰爭,符合人類福祉的世界。(轉引自宋鴻兵:《貨幣戰爭(2)》,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頁。)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大學導師卡洛•奎格雷(Crrroll Quigley)教授1949年在所著的《盎格魯——美利堅權勢集團》一書中披露:羅茲會社的口號是:

通過宣傳來統治世界。( 轉引自宋鴻兵:《貨幣戰爭(2)》,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頁。)

羅茲會社由三個同心圓圈子構成,內層核心圈由羅茲本人主導,成員皆為秉持永葆大英帝國理念的富豪精英,結成“羅茲祕密會社”(Rhodes Secret Group),1901年後被稱為“米爾納小組”(Milner Group)。第二層是“塞西爾小組”(Cecil Group),由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裏侯爵主導的政治圈權勢人物組成。第三層即最外圈由阿諾德•湯因比(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1852~1883>,英國社會學家,《歷史研究》的作者阿諾德•J.湯因比的叔父。1878年任牛津大學教師。著有《18世紀英國產業革命講稿》<1884年出版>。)和金融家安東•米爾納(Anton Milner)勳爵主導,成員為知識分子,稱為“湯因比小組”。阿諾德•湯因比為羅茲會社確立的觀念主要是:第一,英國曆史代表着偉大的道德思想——思想自由的演變,最有利於英帝國的完整統一;第二,任何人最關心的應該是為國家服務的責任感和義務;第三,工薪階層在英語社會中做社會服務工作,特別是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宋鴻兵:《貨幣戰爭(2)》,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頁。)這三個小組中,“湯因比小組”提供意識形態支持,“塞西爾小組”施加政治影響,“米爾納小組”提供財力支持。三圓同心,相輔相成,組成影響英帝國和世界命運的祕密組織。(宋鴻兵:《貨幣戰爭(2)》,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227頁。)

羅茲會社的核心成員皆通過嚴格選拔組成。入選成員被送進由羅茲會社的控制機構“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泰晤士報》《圓桌》雜誌以及外交部或殖民辦公室等進行歷練。“這些人在學術界廣泛佔據要害位置,通過新聞媒體引導並影響輿論”(宋鴻兵:《貨幣戰爭(2)》,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頁。)。羅茲會社在美國、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等英帝國自治領、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遍設分支。如美國“外交關係學會”就是羅茲會社在美國的分支機構,其“首要目標是由英國以聯邦的形式統一以英語為主要語言的國家,最終建立某種形式的世界政府”,他們“不定期祕密集會,統一規劃部署,從幕後對政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施加影響”(宋鴻兵:《貨幣戰爭(2)》,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頁。)。

1920年7月“英國國際事務研究所”在巴黎的一家飯店成立。參加成立大會的“大多是羅茲會社的成員”。1926年該研究所獲英國皇家特許,取名“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IIA)([美]H.保羅•傑弗斯著,劉寧譯:《操縱世界的黑手:彼爾德伯格俱樂部陰謀》<The Bilderberg Conspiracy:Inside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Secret Society>,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頁。)。筆者目前尚未見到明確的資料證明在巴黎參加和會的湯因比是否在組織上加入羅茲會社,但從湯因比叔父在羅茲會社中所起的作用、1936年希特勒接見湯因比(“希特勒在1933年到1938年,充分利用了歐美各大強權和猶太金融勢力之間的勾心鬥角,達成了自己的戰略目的,將幾大強權玩於股掌之間,表現出高超的政治手腕。”宋鴻兵:《貨幣戰爭(2)》,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頁。)和1939年後湯因比擔任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學會外交事務研究部主任的履歷及湯因比《歷史研究》的核心觀點與羅茲會社的“湯因比小組”的理念驚人的一致等方面比較分析,“《歷史研究》的作者阿諾德•J.湯因比則從早年就進入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宋鴻兵:《貨幣戰爭(2)》,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頁。)的説法是非常可能的。

1975年10月22日湯因比去世,他不如丘吉爾有幸,丘吉爾看到了美國在朝鮮戰爭後的衰落,而湯恩比看到的則是美國衰落後在尼克松手中開始中興。好在他的後生們不辱使命,終於在21世紀初,將美國送上國家衰落的快車道。

(四)湯因比的學術研究遠離真理

一般説來,被壓迫民族的歷史觀更接近真理。19世紀的德國是受英國資本壓迫的國家。如果將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卡爾•馬克思、弗•恩格斯的著作與阿諾德•湯因比的著作放在一起比較閲讀,就會發現前者更接近真理,因而其論證也比較有力;後者在嚇人的巨量資料和龐雜無序的知識掩飾下,讓人看到的只是以英國外交利益劃線因而不顧事實的虛偽,其論證只能是閃爍其詞。這是因為前者是在為反抗英國壓迫的德意志民族和全世界無產者吶喊,後者則是在為英國霸權張目。

“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1頁。)同一個問題,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的感受從而立場不同,其結論也就大相庭徑。一般而言,被壓迫者的學説容易接近真理。

比如對於拿破崙的評價,與湯因比不同,德國曆史學派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認為拿破崙在歐洲政治家中是較早認清英國“自由貿易”虛偽本質的人。拿破崙曾説:“在世界當前情況下,任何國家要想採用自由貿易原則,必將一敗塗地。”(轉引自[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69頁。)李斯特肯定地説:就當時法國的商業政策來説,拿破崙這句話所表現出的政治智慧,超過了他同時代一切經濟學家。這位偉大天才,以前並沒有研究過這些學説,“這對於他,對於法國來説,真是一件好事”([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69頁。)。恩格斯説:“對德國來説,拿破崙並不象他的敵人所説的那樣是一個專橫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摧毀人。”([德]恩格斯:《德國狀況》(1845 年10 月15 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638 頁)

關於不列顛在印度殖民統治造成的後果,與湯因比不同,馬克思説:“印度失掉了他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它的居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的色彩,並且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傳統,同自己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繫。”([德]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頁。)

19世紀的德國與18世紀的法國一樣,也在遭遇着英國資本的衝擊和剝削,命運相同,感受及其學術結論也自然與湯因比不同。退一步來説,同為壓迫者階級,湯因比與其前輩,地緣政治學者哈·麥金德,甚至與其同輩,美國戰略思想家沃爾特•李普曼相比,其眼光也有泥雲之別。前者大而無當,以其浩如煙海的資料嚇人,後者文章不長,其結論卻常能一語中的。

五、經驗總結

戰場是最好的課堂,對手是最好的老師。只有趟過了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血泊的共產黨人才認識到“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對於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頁。);“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在這點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6頁。) 。今天對於西方人反華手法,我們僅僅從警惕的角度對其加以總結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同樣需要認真學習,學習的目的是為了“請君入甕”。具體説來,它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家的文化交流要與國家的外交目標及相應的戰略策略相呼應。

大國文化的國際交流,即使不是所有,至少也有相當的內容貫穿着外交目的,在對外交流中,宣傳什麼,輸出什麼樣的知識,是與國家的外交目標及相應的戰略策略相配合的。

比如,近代日本“學術”就有明顯的為侵華戰爭服務的“筆部隊”(“七七事變之後不久,日本向侵華戰場派出了一支由文學家組成的特殊的侵華部隊,當時稱為‘筆部隊’。‘筆部隊’成員們以筆為槍,為侵華戰爭搖旗吶喊。”參見王向遠著:《“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崑崙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頁。)的性質。日本啓蒙思想家、文學家福澤諭吉(1834~1901)在他1875年出版的《文明論概略》一書中就將世界文明分為“文明”“半開化”“野蠻”三層,它將中國和日本放在同一層次,稱之為“半開化國家”,以此淡化中華文明對日本文化的絕對影響,為將日本從東亞文明的邊緣地位提升到中心地位的理論做了鋪墊。他主張用武力向中國、朝鮮輸出日本的所謂“文明”,1895年甲午戰爭中日本獲勝,福澤諭吉將此視為“文明對野蠻的戰爭”,打敗中國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賦予日本的天職”。( 轉引自 王向遠著:《“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崑崙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頁。)

福澤諭吉的“文明”觀標誌着日本傳統的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的終結;亞洲文明的中心在日本,中國是日本文明的附屬的“中國觀”由此形成——這也成為後來中國漢奸意識的精神支柱。可以説,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華戰爭不僅是其長期軍備的必然,也是日本對華戰略中意識形態“筆戰”的結果。

  血寫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為了擴大對外開放和交流,適度淡化意識形態從策略上説是可以的,但從戰略上講則是要吃虧的。槍桿子和筆桿子,我們在什麼時候——尤其是我們在對外開放中——都不能忘記,更不能放棄這“兩杆子”。

 第二,文化傳播從“自在”(自發)轉向“自為”(自覺)是世界文化交流中表現且需要我們認識和掌握的國家文化運動規律。

理論上説,近代西方國家的文化輸出與其世界擴張是同步的,但實踐上説,這種同步卻還存在着從民間的自發行為向國家的自覺行為轉變的特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種轉變明顯加速。沃爾特‧李普曼注意並研究了這種轉變,1922年他在《公眾輿論》一書明確指出:“在目前控制局勢的這一代人中間,説服已經變成一種自覺的藝術和世俗政府的一個常規功能。”([美]沃爾特‧李普曼著,閻克文、江紅譯:《公眾輿論》,上海世界出版集團,2006年版,第182頁。)

1913年德國外交部用於支持海外學校的預算撥款達150萬馬克。(胡文濤、招春袖:《英國文化外交:提升國家軟實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學報》2010年第9期,第30頁。)1920年,法國外交部將國外法語學校與著作辦公室升格為法語著作司,明確其使命為“法國的對外知識擴張”(轉引自胡文濤、招春袖:《英國文化外交:提升國家軟實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學報》2010年第9期,第30頁。)。美國學者魯塞爾•加爾特(Russell Galt)注意到法國在埃及進行着的有組織的文化爭奪,他寫道:“在埃及英國擁有教育上的控制權,但法國卻主導了埃及學校的教育觀念。因為法國有一個有組織的文化宣傳機構,而英國卻沒有。法國的‘筆’比英國的‘箭’更有效果。”(胡文濤、招春袖:《英國文化外交:提升國家軟實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學報》2010年第9期,第30頁。)英國政府曾經意識到“它在創建一個帝國的同時也創造了一種文明”,但同時也意識到英國在殖民地文化爭奪中的劣勢地位,決定對這種“創建文明”的活動加以支持。(胡文濤、招春袖:《英國文化外交:提升國家軟實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學報》2010年第9期,第30頁。)1934年11月,“英國對外關係委員會”(胡文濤、招春袖:《英國文化外交:提升國家軟實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學報》2010年第9期,第30頁。)成立,負責推進英國的海外利益的“特別文化使命”(胡文濤、招春袖:《英國文化外交:提升國家軟實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學報》2010年第9期,第30頁。)。在當時英國對外宣傳工作取得相當的成效,以至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不無羨慕地説:“在英國,宣傳被作為第一級的武器使用;在我國,卻是失業政客的飯碗,或者至多不過是一些靦腆的英雄們的一種職業。結果宣傳對我們來説,其效果等於零。”(轉引自王向遠著:《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崑崙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頁。)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傳播從民間的自發(自在)形式向有組織的自覺(自為)形式轉變規律,不僅是表現在國家間的鬥爭及其理論傳播領域裏,它甚至同樣在階級鬥爭及其理論傳播領域。1902年,列寧在《怎麼辦》這本小冊子中批判在社會主義理論傳播途徑上崇拜“自發運動,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線進行的運動”傾向時説:

原因很簡單: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淵源比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久遠得多,他經過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擁有的傳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個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運動越是年輕,也就必須越加積極地反對一切鞏固非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企圖,也就必須越加堅決地警告工人,叫他們不要聽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對“誇大自覺成分”等等的惡劣的勸告者的話。(列寧:《怎麼辦?》,《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258 頁。)

為此,列寧同意卡•考茨基“社會主義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並不是一種從這個鬥爭中自發產生出來的東西”(轉引自列寧:《怎麼辦?》,《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 頁。)的觀點,並要求無產階級政黨“為了執行這個任務,同自發性進行殊死的鬥爭”(列寧:《怎麼辦?》,《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頁。)。

讀了湯因比的書,我們對列寧的教導就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文化的國際傳播,從而國家意識形態的國際博弈方面,我們中國社會主義事業與國際資本主義的歷史比較還很年輕,沒有多少經驗,更沒有“多得不能相比”和“經過了更加全面的加工”的“傳播工具”。因此,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西方國家為實現國家意識形態傳播自覺掌握和運用文化傳播規律的經驗,將對外開放中的文化傳播從民族自在(自發)水平更加積極地提升到國家自為(自覺)水平,以實現中國的外交目標。

第三,國際文化傳播是講政治的。

在國際文化交流中,不僅有國家間意識形態擴張的內容,在國家戰略方面還有被稱為“理論殺手”們設計且用“學術”巧妙包裝的用於誤導對手國家戰略方向的內容。常用的手法有三:

其一,用牧師的口吻向對手國家散佈以抽象人性為核心的“普世價值”,空談普世之“愛”及相應的“和平主義”理論。這些理論的特點是用宗教替代政治,將西方價值視為“世界文明的中心”,是人類價值的範本。接受這種理論的後起的第三世界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就會自降國格、人格,自覺天然不如西方,結果是在西方世界的進攻前自毀長城,使敵人得以長驅直入,最終為西方打倒。比如17世紀的歐洲人之於印第安人,19世紀的英國人之於印度人、南非人,20世紀末的美國人之於蘇聯人,21世紀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人之於伊拉克人,前者都是用這樣的方式將後者打垮,甚至消滅的。

其二,如果第一種方法即用“愛”包裝的“和平主義”不見效,就用“學術”包裝的“依附論”使對手甘為附庸。比如英國推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1776年)就是這樣。它在英國已建立起高起點並獲高勢能資本的歷史條件下,主張經濟自由,建立實際上以英國資本為中心的國際經濟體系。英國在印度所做的就是將印度經濟變為英國資本的附庸,印度的這種附庸地位至今未變。拿破崙看出其中的陷阱,他針對英國資本實行大陸封鎖。正因此,拿破崙及其政策備受英國斯密學派及湯因比的抨擊。李斯特説:“不論他們怎樣説,有一點總是肯定的,這就是,受了這個封鎖之賜,德國所有各種工業初次獲得了重大發展;凡是熟悉德國工業歷史的人必然能為此説作證。”([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79頁。)中國蔣介石時期的經濟走的就是依附英美資本的路子,誠如毛澤東所言,這條路線“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毛澤東:《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頁。)。蔣介石國民黨在中國推行的依附帝國主義經濟道路的結果引發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結果是中國人民拒絕了依附型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選擇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使新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迅速崛起並形成獨立的一極。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對外開放,西方又將亞當•斯密的以西方為中心的“分工”理論引入中國,企圖再置中國於國際資本的附庸地位。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同志旗幟鮮明地指出:

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佔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鄧小平:《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

20世紀80年代末,西方國家為了逼使中國就範,讓蘇聯解體悲劇在中國重演,開始對中國進行了封鎖。中國頂住了西方的壓力,堅持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其結果是西方經濟在21世紀初出現衰退,中國經濟卻出現了新一輪高漲。

其三,如果前兩招不奏效,西方政客們往往會根據自己的經驗,設計出最有殺傷力且屢試不爽的捧殺策略,將“世界主義”高帽扣在已經崛起且無法制約的對手國家頭上,讓這些國家的某些領導人頭腦膨脹,在西方的熱捧中擔起超出其國力的“道義”目標,最終為其龐大的目標所拖垮。如前所述,丘吉爾及後來的英國人就是用這種方法消耗美國的。他的“鐵幕演説”讓美國扛起了“世界民主”的大旗,並由此讓美國栽倒在朝鮮和越南戰場;1972年美國人意識到自己的失誤並大幅收縮外交目標,1973年湯因比就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推出《展望21世紀》,企圖一箭雙鵰,在慫恿美國防範中國的同時,又將“世界主義”的高帽扣在中國頭上。在蘇聯解體和美國衰落後的今天,英國人又如法炮製丘吉爾、湯因比的手法,在將“世界主義”的大帽轉扣到中國頭上的同時,更企圖挑起美國與中國的衝突,讓中美這兩個雅爾塔體系的關鍵支柱國家在“零和”式衝突中雙雙倒塌。

當然,這麼説絕不意味中美之間沒有矛盾,但中美之間的矛盾,甚至衝突就其性質而言屬於雅爾塔體制內部利益調整的範疇,而英國與美國的矛盾,則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由歐洲主導的凡爾賽體制和美、蘇、中主導的雅爾塔體制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想恢復的就是已經失去了的在世界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比較而言,歐美間的矛盾要比中美俄之間的矛盾更為深刻和不可調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美國外交屢犯大錯之後,英國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慫恿美國犯更大的錯誤。就在布萊爾在自傳中對支持美國出兵伊拉克行為表示“不後悔”不久,英國前首相布朗在宣傳新書《大沖撞之外》時表示,如果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能應對以中國為首的亞洲經濟體的崛起,在接下來10年中,全世界人民將目睹“西方大衰落”(《英前首相預言若不防中印崛起西方將大衰落》,//world.huanqiu.com/roll/2010-12/1320119.html。)。2010年12月,就在美韓、美日在黃海軍演的當口,英國《經濟學家》就組織“筆部隊”創作並刊登除該刊記者,“背後還有中、美、日等國的26位作者參與了創作”的長達14頁的封面文章《中國崛起之威脅》。文章開篇用“卧薪嚐膽”的典故比喻了中國的發展。文章詳細地講述了中國春秋末期越王勾踐如何以階下囚的身份卧薪嚐膽,最後擊敗吳王夫差的故事。文章稱,經歷了金融危機的美國和歐洲國家發現,中國越來越富有,比預想的還要強大。中國的上升與美國的下滑形成強烈對比,這讓全世界敏鋭地覺察到中國強盛的國力,並且由此使中美兩國的關係變得尖鋭起來。由於對中國具備攻擊性的害怕和猜疑,美國試圖阻止中國崛起。“中國和美國註定是對手,但不一定是敵人。”(《英刊巨幅介紹中國崛起稱卧薪嚐膽圖和平發展》,//world.huanqiu.com/roll/2010-12/1331061.html。)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月23日,就在美國逐漸從伊拉克撤軍的當口,布萊爾在倫敦出席伊拉克戰爭聽證會上呼籲美國現在應當是“把我們的腦袋從沙裏拔出來”,對伊朗採取行動的時候了。他説他經常走訪中東地區,發現到處都有伊朗“負面影響力”。他認為,西方國家不能再把伊朗或極端分子的所作所為歸咎於自己,大家應該以必要決心,甚至武力來阻止後者繼續我行我素。布萊爾也在聽證會上説,在美國入侵伊拉克近一年前他就承諾支持美國。“我當時十分明確而又簡潔地向布什總統表示,你可以相信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將與你們同在。”(《布萊爾呼籲必要時對伊朗動武》,//www.zaobao.com/gj/gj110123_008.shtml。)布萊爾最後這句慷慨激昂的話所表達的深層語義就是:英國將長期消耗美國,並永遠與美國的錯誤同在!

其四,在指出合理目標的同時卻給對手國家預留下陷阱,這是打擊新崛起而文化哲學底藴較淺的比如美國、日本這樣的國家的最有效方法。比如,丘吉爾的“鐵幕演説”和湯因比的歷史觀就在美國催生出像凱南、麥卡錫、布熱津斯基等愛國的“戰略家”,他們給國家指出符合戰略邏輯卻不合戰略哲學即超出美國國力許可的戰略目標因而將國家引入歧途。與美國和蘇聯不同,中國是一個有着悠久歷史因而有深厚哲學底藴的國家,這一點使中國在國內和地區治理方面——與英國和美國相比——是有相當的經驗的,這方面的經驗使中國不容易受到驕縱;與蘇聯相同,中國——與美國,特別是與英國相比——在“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 “世界歷史”,黑格爾術語,是指一個建立在工商業基礎上開放和相互聯繫的世界發展進程。工業文明以前的歷史在他看來只是“歷史”,即處於“非歷史的、沒有開發的精神”階段的歷史,是“非歷史的歷史”他以非洲為例説:“我們對於阿非利加洲正確認識的,仍是那個‘非歷史的、沒有開發的精神’,它還包含在單純自然的狀態之內,可是在這裏只能算做在世界歷史的門限上面。”<參閲[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頁>馬克思借用黑格爾概念將前者向後者的轉變稱為“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頁。>)的進程中又是一個後進因而是沒有多少世界性經驗的國家,這方面的欠缺又使中國在“正確”的目標下容易高揚起大無畏獻身的氣概。這種“氣概”曾使蘇聯領導人在世界治理方面失去列寧和斯大林的有限守成的哲學,在忽左(如勃列日涅夫)和忽右(如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的極端政策中將國家推向解體。這些教訓對剛剛融入“世界歷史”不久的中國來説需要格外加以注意。

當然,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也並非沒有可取之處。比如他提出在未來“全人類發展到形成單一社會”“建立世界政府”和“實現世界統一”的設想有着相當的開發價值。1848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有過自由人“聯合體”( “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德]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頁。)的設想,儘管馬克思的設想與湯因比的設想路徑和本質完全不同,但他試圖使人類通過自覺採取統一管理的體制來避免整體毀滅的目標與馬克思是一致,也是合理的。對此,我們不能在倒掉湯因比歷史觀“洗澡水”的同時連其中的“嬰兒”也倒掉了。

但問題是,在目前無政府的世界體系中,一個國家——即使是像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聯那樣為了世界正義的目標而自願——倒下的結果,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其他國家的落井下石。如果沒有馬克思説的“聯合的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行動”( “聯合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行動,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德]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頁。)歷史條件,即使是對人類有益的諸如“建立世界政府”的合理目標,與當年的共產主義者實行“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樣,是僅憑一國之力——不管其社會制度如何——承擔不起的重負。

列寧、斯大林在早期革命時也曾相信和迫切等待過社會主義革命中的“聯合行動”。當他們意識到這樣的歷史條件不可能出現,空等就意味着死亡時,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為了自保,都轉而與德國簽訂了妥協性和約,斯大林還與丘吉爾於1944年10月達成“百分比協議”,放棄了部分世界革命的義務,結果保住了蘇聯的存在並使蘇聯發展為世界性的大國。勃列日涅夫不明白這個道理,上台後又要當世界社會主義“中心”,到處支援“世界革命”,向資本主義世界“發動穩固的不可逆轉的歷史性進攻”(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上,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説:“今天,沒有哪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沒有蘇聯的參加或者違背它的意願而能夠得到解決的。如果今天有誰企圖證明,沒有蘇聯也可以解決這些問題,這個人就會被認為是一個怪人。”1976年,蘇共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更是將這一霸權意識寫入黨的政治報告,稱:“目前在制定我們的對外政策的時候,也許地球上沒有哪一個角落的情況是不以某種方式加以考慮的。”1975年6月4日,蘇共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發表講話稱“我們的時代是社會主義發動穩固的不可逆轉的歷史性進攻的時代”。轉引自邢廣程著:《蘇聯高層決策70年·第4分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201、202頁。),結果將國力耗盡併為蘇聯解體做好了鋪墊。

今天的美國人也遭遇了同樣的認識誤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美國替代英國的世界霸權地位提供了歷史性的機會。但羅斯福明白,獲利的同時也增大了守成的支出,而美國的國力可以取得更多的戰爭勝利,但不足以守住和消化美國從這些勝利中獲得的全部利益。為此,他聯合蘇聯,將世界一分為二並以此瓜分了原屬於歐洲的世界“財產”。與蘇聯的合作使美國確立了其戰後超級大國的國際地位。從杜魯門始,美國領導人接受了英國戴給美國的世界民主領袖的高帽,介入朝鮮、越南內戰,結果導致美國於20世紀70年代的衰落。尼克松上台後意識到“世界民主領袖”也是美國擔不起且還有可能為此壓垮的重負,於是便轉頭與中國握手,降低了美國的國力支出,美國由此獲得中興。蘇聯解體後,美國政治家們又滋長起“世界主義”的幼稚病,再次戴上英國人扣給他的“民主領袖”高帽,衝到巴爾幹、衝到中亞,結果陷在中亞不能自拔,於2008年始國力迅速衰落。

1952年9月,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時曾對周恩來表示“中國應變成亞洲的兵工廠,它今後應給其他國家提供專家”;斯大林甚至設想讓中國挑頭建立與聯合國“並行不悖”的地區性組織,蘇聯將“盡力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起主要作用”(《斯大林與周恩來的會談記錄》<1952年9月3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下冊,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11~1212頁。)。但中國領導人還是迴避了擔當亞洲地區紅色“領袖”的角色,採取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頁。)的外交方針。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又給我們制定出“中等發達國家”( “如果從建國起,用一百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那就很了不起!”《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頁。)而不是當時流行的“發達國家”的發展目標,其中都貫穿着長期堅持地區性守成,不做超級大國的國策理念。這種不透支國力,使國家戰略目標與國力相匹配的穩健政策,又使中國穩步進入21世紀並在世紀初的世界經濟普遍低迷中贏得了巨大的發展。

古希臘神話傳説中有一種叫“塞壬(Siren)”的海妖,經常飛降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用自己的歌喉使得過往的水手傾聽失神,導致航船觸礁沉沒。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衰落後,便不斷向蘇聯和美國發出“塞壬”的歌聲,結果使得蘇聯於20世紀90年代觸礁解體,美國於20世紀70年代和21世紀頭10年兩次碰得元氣大傷。1973年以來,以湯因比和池田大作《展望21世紀》發表為起始,英國和日本聯手試圖誘使美國和中國進行“零和”式衝突,與此同時還不忘將“捧殺”的目標轉向即將步入世界的中國,要讓中國戴上已將蘇聯和美國壓垮了的“世界政府”的重負,要讓“中國人和東亞各民族合作,在被人們認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類統一的過程中,可能要發揮主導作用”([日]池田大作、[英]阿•湯因比著,苟春生、朱繼徵、陳國樑譯:《展望21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3~294頁。)。如果中國在初步進入“小康”社會的今天,忘記毛澤東和鄧小平同志在國際關係中“不稱霸”和“不做超級大國”的教導,為湯因比發出的這種“塞壬”歌聲所迷惑,那前天的英國、昨天的蘇聯和今天的美國就是前車之鑑。

總之,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中,英國人是治理世界時間比較長,經驗比較豐富,其外交戰略思維也是比較圓熟的,因而也最需要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人學習的。昨天歐洲人借美國人之手埋葬了蘇聯,今天又借中亞人民的手將美國拖垮。對此,我們在崛起之初,在提高警惕的同時,更要知己知彼,學習其中有效而我們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經驗,為中國成長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而做好準備。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崑崙策網根據作者來稿編髮)

責任編輯:東方
來源: 崑崙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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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17年03月03日 ~2017年03月04日
地點:
南鑼鼓巷地鐵站和張自忠地鐵站之間 (確認報名後,告知具體地址)